期刊精粹 | 从罗马“古迹区”百年保护历程看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及共生【抢先版】

【编者按】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，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，以飨读者。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《从罗马“古迹区”百年保护历程看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及共生》的精华版，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。欢迎读者指正、讨论。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，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。

考古遗址在面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建筑用地扩张时极其脆弱，近年来我国遗址保护与城市化存在诸多矛盾，而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的西方国家早年也有类似情形。意大利罗马“古迹区”保护始于19世纪早期，保护区划成型于19世纪末期，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与城市化的影响逐渐碎片化，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进行内部肌理的织补。

罗马，怎么理解这个城市？

亚平宁半岛中部，当今意大利首都。在这片土地上历时性地叠加了三种文化。最早是古罗马文明，时间跨度从公元前753年建制，到公元330年古罗马帝国迁都（图1）。在这期间，台伯河东岸的“七丘之城”发展成了古罗马帝国政治、经济、行政与文化中心，人口过百万，城市规模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首屈一指。

图1  罗马帝国时代城市布局推测，雕版印刷

资料来源：Franz Anton Schraembl (1751-1803)

西罗马灭亡后，帝国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，在基督教会的组织下逐渐形成了教皇国，它的中心也位于罗马，成为叠加在古罗马之后的第二层文化。那时的城市规模较之前小了很多，奥勒良城墙（Mura Aureliana）所围合的区域就是教皇国的心脏。这颗心脏跳动了超过15个世纪，但在拿破仑侵略后就处于半瘫痪状态，终于在1921塌缩到了梵蒂冈城墙内。

图2  罗马1549 A.D.

资料来源：Romanae urbis quem hoc Christianno

最新的一层就是现代文明，罗马自1870年开始成为意大利的首都，目前城市面积3倍于帝国时代的首都，15倍于教皇国首都，人口280万（图3）。

图3  2010年的罗马

资料来源：作者拍摄

罗马的历史太厚重，这导致它运行得并不轻松。但它并没有意愿卸掉这一重担，而是在寻找着保存历史记忆与城市发展的平衡点。其中最棘手的要数考古遗址保护，做一个形象但可能会引发不适感的比喻——在城市中心进行考古遗址的发掘与保护犹如一场外科手术，掀起表皮，保证组织不坏死的同时其他部分还要正常运行。在罗马，这样大大小小的创面不计其数，如何处理这些创面，甚至让它们成为这个城市的荣耀？

在论文中，我无意泛泛而谈罗马文物古迹的保存状况与保护实践，或是介绍意大利考古遗址的保护理念有多成功。相反，我想探讨的是漫长保护历程中的某些崎岖与可商榷之处，尤其是罗马城市发展进程中与中国当下城市化颇为相似的一段。我的研究对象是罗马三个文化层中最深的那层——古罗马时代遗迹，它分布在罗马市中心多个角落以及城郊东南方向的阿庇亚大道。篇幅有限，我的关注点将聚焦在罗马市中心考古遗址区的发展演变，涉及斗兽场、古罗马广场（图4）、帕拉蒂尼山、马克西姆竞技场这一系列密集的古迹群。

图4  古罗马广场遗址

资料来源：IlColosseo, Ada Gabucci. - Milano: Electa, c1999

这块遗址不同于庞贝。庞贝独立于那不勒斯市，整个小镇依托古迹旅游而发展；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欧洲其他老城的历史中心，因为它的逻辑不是从已经发展好的城市内部划定保护边界。实际上，古罗马遗址的保护远早于城市化，然而它却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围剿，最终嵌套在了当前城市的格局中，甚至遭受着缓慢的解体。古罗马遗址何尝不想封闭、安宁一些，只可惜它与这个城市纠缠得太深。

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，我参考了意大利当代学者的著作、历史地图、罗马市自1870年以来的城市规划方案及其他图像资料。由于古罗马遗址的重要性，对它的研究不在少数，我尽可能组织有用的信息去还原这一历史进程。可以说，古罗马遗址的保护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，更多体现的是遗址保护与城市化、与政治之间的博弈。希望我的文章能为关注此类问题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材料，或为后期更具深度的研究做些许铺垫。

作者：杜骞，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文化遗产博士，上海交通大学建筑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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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张祎娴

排版：赵大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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